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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頁  > 名人薈  > 名人專訪 2010 年 12 月 14 日

余志穩 繼續硬頸

退休高官,有人選擇歸隱田園、有人風花雪月、有的做商業機構顧問或董事搵真銀,亦有人掉轉槍頭監察政府,余志穩是後者。

他一向是政府的壞孩子,手指拗出唔拗入,跟同事和上司拗到面紅耳熱,換來D4職級止步,他自嘲「做官唔叻」,原則和理想要在退休後延續。

他當上蚊型非政府組織「融樂會」副主席,幫少數族裔狂鬧教育局,「以前做公務員不可以批評政府,現在可以了。」他本身是八分一的英國人,在有如聯合國一樣的校園成長,兒時要面對現時少數族裔一樣的困難。

與來自五湖四海、南亞各國的同路人聚首,無資源無錢無權力,余志穩卻很樂意在這環境下,把他的革命之路走下去。

由幼稚園開始在「聯合國」讀書,余志穩退休後加入融樂會,又與來自不同國家如尼泊爾、巴基斯坦的人做同事,加上當年積極推動反種族歧視條例,說他是「聯合國革命兵團」之首亦不為過。

走入「融樂會」,余志穩每次見到總幹事王惠芬,就會聽到一連串機構所面臨的問題,「融樂會人又無,錢又無,其他大機構有完整架構,每年攞幾千萬資助,這裏得三個職員加一個兼職,是有好多問題的。」他笑說。

問題多對前社署署長余志穩來說,其實都「無問題」,反而正中下懷,「我不打算做社署資助的機構,怕有利益衝突,小朋友、老人等服務好多人都在做,多我一個不多,我希望可以『Make a Difference』,這裏啱我。」

關注少數族裔是冷門事業,余志穩卻是感同身受,「我不能否認和自己背景有關係。」余志穩的姓氏是Fisher,是八分一的英國人,太爺在十八世紀來港做公務員衞生幫,一家在香港生根。

余志穩讀完碩士才當政務官,屬「高齡AO」一族。這是他第一張官方相片,他只有三張,甚有紀念價值。

感同身受

「我理解南亞裔的人,他們經歷的,我讀書時都經歷過。」家有英國人血統,小時候余志穩雖然用廣東話與家人溝通,但一開始就入讀英文學校,「由幼稚園開始已經是聯合國,土生葡人、英國人、歐亞混血兒、印度、美國人都有。」十萬種方言,統一用英文授課。

「小學時被編入外國人班,要讀法文,學中文因為大家水平不同,教得好慢好淺。」學校由外國神職人員開辦,做女校男生,小五一條龍升去另一間男校,情況更差。

「又是讀法文,連中文都無得讀,直到中二才轉校出來讀中文,但因為中文只有小四程度,追不上。」縱使整體成績不俗,余志穩的中文科總是不及格,「要讀文言文,默書不及格畀人罰留堂。」

「我盡量在說話時不夾雜英文,很多藝人成日講英文,其實係扮嘢,點會唔識啫,下苦功就得啦。」這天,英國人、尼泊爾人、巴基斯坦人和香港人到中式酒樓用廣東話傾偈,好不融洽。

「中五老師說我會考考中文死梗,叫我考倫敦大學的中文試(程度較淺)來報大學。」中文不好,他笑着埋怨父親揀錯路給他,是他的遺憾。這缺點,卻拉近他和少數族裔的距離。

「教育局要他們入指定學校,全間學校都是少數族裔,中文一定學得不好,如果入主流學校又無支援,跟不上,中文不好就好難入大學,好影響將來搵工。」假如余志穩生於今天,肯定會考中文科不及格,官也當不成。

「點解主流學校不可以開設中文融合班?點解要隔離他們到指定學校?外國都不會這樣做,香港人移民到外國會否讀到中學都不用學英文呀?」一輪嘴,余志穩開始數算政府的不是。

「我唔明,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唔明,那時我都跟教育局好多同事拗過,他們覺得我唔掂,我覺得他們唔掂。」

余志穩去年宣布退休,社聯、社協和社總幾個民間團體為他設宴二十圍歡送,他更被喻為「公僕之範」,其受尊敬程度可見一斑。

七三年港大畢業後,他繼續唸碩士,八○年在加拿大完成博士學位返港考政務官,當時三十歲。

搞反種族歧視草案時,他是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,法例討論逾十年才獲通過,「我覺得一定要中文及格才能入大學的制度不公平,有可能牴觸草案中的種族歧視條文,教育局就話兩文三語一定要咁做,大家拗到面紅耳熱。」

「最不開心是教育局見到法律禁止歧視,但無人主動提出改善教育制度,現在是間接歧視,但他們覺得無問題。」忽然狂轟教育局,余志穩幫理不幫親的本性又出來。

「其實香港的歧視已經容易做,不似加拿大和美國的種族仇恨,只是無咁friend,沒有惡意。」余志穩大學畢業後,攞聯邦獎學金出國到加拿大,研究渥太華華僑如何融入當地社會。

「有同學的朋友是印度人,在油站兼職收銀,一天三個白人來打劫,他沒有反抗,但三人離開後,其中一個返轉頭砰他一槍,兇手說只為滅口,但我相信假如那不是印度人,他不會開槍。」言下之意,是種族問題根深蒂固。

余志穩在渥太華一邊做研究,一邊到中華會館做義工,做繙譯,接觸很多新移民,「他們面對的問題,跟香港的少數族裔很相似,失業、家庭問題、升學、官非等等。」

雖然仕途未盡如人意,余志穩上月仍獲得特區政府頒發銀紫荊勳章。

不會拍枱

說到這裏,余志穩又回到歧視話題上,繼續炮轟,「加拿大會專門請個人在中華服務社幫華人,三、四十年前人哋都做得咁好,香港肯定富裕過當時的加拿大,點解做不到?當地華人一樣學中文、英文、法文,點解香港的少數族裔不可以學中文?」

面對是非對錯,余志穩向來企硬,「政務官不會拍枱的,好嬲也不形於色,但你問我與以前的同事是否很咬弦?肯定不是,很多人不滿意我,問點解我咁硬頸,不肯放軟手腳。」

余志穩肯定地說他們違反人權,沒有放鬆的餘地,「有冇筆戰?肯定有;有冇持相反意見?有;有沒有人找較高級的人士試圖影響我或我老闆?有!

「不過我素來硬頸,影響不到我。」

堅持原則,換來仕途不再光明。雖然他曾經搞掂過雙村長制、賭波賭馬、市區重建等「惡搞」條例,坊間對他好評如潮,但在當上社會福利署署長、退休前最後一次有機會升職時卻觸礁,官職在D4止步。

他明白遊戲規則,直到今天,他仍說政府的升遷制度無問題,局長不一定要撐下屬,「局長也是政客,就算他有理念,但現實是可能要與人講數,交換條件,有邊個做完五年可以做晒想做的東西?做到兩成已經好叻。」

做公務員,只能在政策出台前與同事拗餐死,爭取到最尾,「有決定之後就要執行,不得異議,不能批評。」試過本來局長和常秘都說「撐你」,到後來因壓力太大而轉軚,「好氣餒,無計,政治現實就是這樣。」

「如果局長次次只講原則,他就不是政客;不過我又不是非常不適合做官的,都做了三十年啦,只是做官唔叻。」他自嘲說。

未正式退休時,余志穩(右一)已在融樂會做義工,又參與他們的步行籌款活動,林煥光和劉慧卿是嘉賓。

「他是父母官」

余志穩加入「融樂會」,令很多人大跌眼鏡,就連總幹事王惠芬都頻呼估不到,「在報紙見他說想退休後幫少數族裔,但我哋機構咁細,有自卑感,不敢搵他。」王惠芬說。

情況有如情侶表白一樣,王惠芬最終鼓起勇氣約余志穩食早餐,開口邀請他,豈料余志穩一口答應,她有如小粉絲一樣開心到彈起,「Fisher的評價好一致,他是父母官,真心真意為弱勢社群好。」

做官好評如潮,余志穩說是喜出望外,「做人,應該企在公義那邊。」

多謝何志平

坊間不少人說,余志穩與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有牙齒印,余志穩否認,「退了休我有一個原則,唔提人名喇。」唯獨有一個是例外,他主動讚揚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,「每個人對他的評價不同,但他起碼肯承擔,種族歧視條例本來無人理,我希望重新諮詢,他肯做,同我一齊出去見記者。」說余志穩敵人多,看來倒不一定。

余志穩讚何志平(左)肯承擔。

第三階

不做官,樂得自由,「無官一身輕,以前講嘢都是大膽,現在完全無顧忌,做訪問更揮灑自如。」他說。

「人有好多角色,做公務員的即使明知政策可以做得更好,就是無辦法,但作為一個人,梗係站在公義一邊!」

除了做融樂會的大義工,余志穩還做其他小型社會團體的義務顧問,「例如他們和社署傾完,會找我問多些資料,研究還可以怎樣做。」說他掉轉槍頭對付政府,他理直氣壯回答:「我是香港市民一分子,如果有嘢需要改善,幫到弱勢社群就做囉。」

退休後的余志穩依然忙個不停,但每天會盡量抽時間跟太太到樓下海旁散步,這個踢着涼鞋的「街坊look」,做官時應該比較難見到。

余志穩是左撇子,記者與他交換卡片,他說沒有,原因是融樂會無錢印,他惟有在空白卡片上寫名。

他堅持不加入商業機構,「錢永遠賺不完,夠用就得了,何解仍要在社會掙扎?」他看過一本關於印度人的書,人生分三個階段:學習、工作、追求理想,「我現在去到第三階段了,印度人可能會去修行,我就去做義工啦。」

做官時,自有下屬把文件印好一叠叠給他,他連電腦也不懂得用,現在甚麼都要一腳踢,好在女兒送了部電腦給他,他從頭學傳送電郵、上網,不亦樂乎。

退而不肯休,原因很簡單,「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。」余志穩說。

余志穩出名親民,當年政府推銷市區重建計劃,他親自出席六十場居民大會聽意見,舊區居民向他遞交請願信,他也樂意接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