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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頁  > 專欄  > 門裏門外 2020 年 07 月 04 日

楊立門

楊立門,前政府常任秘書長,現任商會行政總裁、歌手及作家。

到處「洋媒」一樣花

小時候,家裏經常訂閱幾份外國雜誌,我尤其愛看《生活雜誌》(LIFE),因為它文字少而圖片多,攝影出色而且印刷精美,燃起了少年的我對世界的無限好奇心。中學時期,比我年長十年的姐姐開始看《時代雜誌》(TIME),耳濡目染之下,我也開始翻閱,可說是我的英語啟蒙老師。大學時期開始讀得懂《經濟學人》(The Economist),文章的水平極高,閱讀時要字典不離手。但歐美的傳媒以捍衛西方自由民主(liberal democracy)價值自居,對中國這類專制政權一直毫不客氣,加上近年中國的崛興衝擊着西方國家的價值、社會和經濟,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態度更見變本加厲。

 

 


最近TIME發表了一項關於新冠肺炎的報告,令我不得不停止訂閱這份讀了多年的雜誌。雜誌選出「十個新冠疫情處理得最好的國家」,中國雖然以空前迅速的手法控制疫情,得到世界衞生組織高度讚許,但也沒有入選,可說是意料中事。香港及澳門因為是中國一部分,縱使表現出色也隻字不提。但TIME的編輯並沒有貫徹這個邏輯,因為台灣榜上有名,被視為個疫情處理得好的「國家」。他們可以辯說調查是純粹基於科學數據,無關政治,但為何新加坡的疫情弄得一團糟,卻可以當選?新加坡入口只有五百多萬,確診個案卻是澳洲的五倍,南韓的三倍,直至現在,確診個案還是每天以百計地增加,文章裏舉出的唯一佐證,是新加坡「推出了龐大的刺激經濟措施,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五」。
一家歷史悠久和享負盛名的媒體可以進行一項如此偏頗失實的「調查」,叫我對西方媒體的可信度徹底失望。其實在疫情之初,華爾街日報已登出以「中國—亞洲病夫」為題的文章,及後西方各國自己也淪為病夫時,西方媒體轉而散播中國要為全球疫情負責的言論,沒有負起傳媒應該督促自己的政府反省,採取良好做法的責任。他們對中國疫情的報道,一直停留在李文亮被公安訓戒的階段。我最近和一位德國籍朋友談起中國的疫情,他堅信中國隱瞞了真實的疫情,他說十四億人的國家,個案不可能這麼少。
從二○一四年的雨傘運動開始,一直到最近的反修例運動和「港區國全法」,香港的反對派成了西方媒體的寵兒,黃之鋒也成了TIME的封面人物。上星期,The Economist兩位記者來訪問我關於商界對國家安全法的意見,我的答案令他們一直皺着眉,一臉不認同。他們說很擔心香港的新聞自由,已有撤離香港的「B計劃」,我於是反問他們在內地的同事可有被打壓,他們卻說沒有。我向他們表示,這是令人費解的邏輯。
最令人憤慨的,是Newsweek最新一期以「香港的終結」為標題,談「港區國全法」的文章,通篇報道反對派政客的觀點,只刊登警察把示威者壓在地上的照片,絕口不提暴徒的行為。封面的漫畫是習近平戴起圍巾,正把象徵香港的紫荊花切割吞食,口裏露出兩片花瓣,像是兩顆獠牙。何謂把中國妖魔化?這就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