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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頁  > 專欄  > 門裏門外 2020 年 01 月 16 日

楊立門

楊立門,前政府常任秘書長,現任商會行政總裁、歌手及作家。

區議會新局

在我的公務員生涯裡,曾經三次和區議會這個組織共事過。八十年代中期,我派調到灣仔政務處當助理政務專員,面對一個加入民選成分的區議會。區議會由港英政府一手培植出來,和它的關係從「管控」,慢慢演化成「管控+服務」,到今天的以服務為主,管控的成分已轉趨隱性。第一屆民選區議員初嚐民意授權的滋味,有些還是手足無措,有些則從合作轉為脅迫政府,但基調仍是關注一些民生小事,少有政治議題。
一九九○年我出任荃灣政務專員,還可以用「共識政治」那一套來應付。隨着民主政黨開始茁壯,加上八九民運,區議會已開始政治化,但在大部分議會,委任議員仍能保住主席一職。我和主席合作無間,議會內的激進分子(如陳偉業)偶爾會挑起事端,但也無傷大雅。之後隨着委任議席取消,泛民黨派議員漸佔優勢,地區工作難免政治化,較難取得共識。即使在過去近幾屆選舉中,建制派大行其道,政府部門也並不易為,因為建制派既然不能在「大是大非」的政治議題上和政府唱反調,便更有必要在民生議題上向政府「問責」,才可洗脫保皇形象,保住選票。

 

 


公務員深明這個道理,也勉力配合區議會的工作。到二○一○年我回到民政局,見到的是個時打時停,但總體穩定的局面。區議會並沒有實權,所以反對派會透過這樣那樣的動議來爭取、反對、或譴責某些人和事來達致目的。在以前,政務專員還可以暗地裏做些斡旋游說,阻止那些不利政府的議案通過,但正如在民政署工作的舊同事說,區議會遽然變天以後,這種操作大可以免了。
由泛民主全面掌控後的區議會,其角色及與政府的關係,是值得關注的課題。議會引進一大批以純政治政綱勝出的議員,大部分缺乏社會服務經驗,可以預料他們會繼續消費政治議題,專注做姿態性的活動(如在北區搞反水貨遊行,在西貢區搞悼念周梓樂)多於地區實務。他們也會積極封殺親建制或親北京的地區力量,例如阻撓這些團體租用社區會堂等設施,或不批資助予這些團體。我預期各政府部門會開始採取較消極的態度,更傾向按着本子辦事,資料盡量不提供。元朗區議會要立案調查元朗站白衣人事件,警方一句「案件進入司法程序」便忽悠過去了。
區議會因此慢慢變成一個「講人自講」的組織。現在政府不少關乎地區施政的建議有諮詢區議會,但這並非法定要求,面對事事反對的議會,既然反正是罵,政府可以調節諮詢多少,和怎樣諮詢。政府還可能財政上「陰乾」區議會,收回現有資源不可能,但可以不增加新的。反之,各區政務署或會增加資源,做些不用區議會批准或撥款的活動。譬如,已有新任議員放話,不再資助慶祝建國和香港回歸等活動,政府有理由亦有責任另覓途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