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代同行唐英年

「看到中華民族振興、國家富強起來，感到十分振奮。目睹國家由七八年全球GDP排名第十一，發展至今時今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成就得來不易。」前政務司司長、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認為，香港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扮演了領頭羊的角色，為改革開放開闢了新局面。

當中，早年已移居香港的唐家，在改革中亦總是跟國家一起走。由祖父唐君遠在改革前回到上海的工廠工作；到父親唐翔千在改革開放之初，率先回內地投資，創下多項第一；至自己一代，抱着『國家所需，香港所長』的信念來支持國家。唐氏家族不止見證着，更是親身參與着各種改革歷程，並跟國家一起成長。展望未來，在新時代下，唐英年相信，香港人將會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

唐家是江蘇無錫望族，唐英年的祖父唐君遠在三十年代，於上海開辦昌興紡織印染總公司，並參與開設麗新上海一廠、二廠和三廠；及後唐君遠來港居住，卻一直記掛自己的心血廠房，擔心內地的幹部不懂得如何管理。結果在中國尚未開放之時，就不顧一切地回去當時已國有化的工廠，擔當一名小經理。唐英年笑言：「祖父曾經解釋過，因為自己不懂得說廣東話，留在香港感到十分納悶，故寧願回到上海。我自己則認為這是一個很勇敢的決定，亦是一個愛國的體驗。因為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，來了香港的人很少肯回去。」

祖父一輩身體力行地愛國，來到父親唐翔千一輩，則選擇以實業興國，唐英年談到：「記得在改革開放初期，我從國外回到香港，與父親一起到中國發展。當時父親在內地投資興業，在深圳做了第一筆補償貿易，並把家族首間內地工廠設在深圳羅湖附近的黃貝嶺。還記得自己當年的辦公室，是在一棟兩層樓房的上層，從窗口望出去還能夠看見港英政府的米字旗。」

及後的七九年，唐翔千受邀到新疆開設毛紡廠，並出資補貼當地政府開通基建；至八一年新疆天山毛紡織廠正式開業，成為中國第一批、全國紡織業第一間、新疆第一個的中外合資企業。同年唐氏父子到了上海投資，組建上海聯合毛紡織有限公司（聯毛），更拿到極具紀念意義的「第○○一號」上海合資企業營業執照。

唐英年的父親唐翔千（右一）在改革開放之初，率先回內地投資，圖為唐英年夫婦（右三及右二）抱着兒子唐嘉盛，與父親唐翔千及母親尤淑圻（左一）合影。

在改革開放初期，唐英年認為最大挑戰是當年的內地缺乏市場觀念。他說：「還記得當時，在新疆生產好的山羊絨要運到市場，要先用火車從烏魯木齊運到蘭州，再從蘭州轉運到廣州、深圳，再到香港，之後裝船去紐約。有一次，我們廠房一早預訂了一個火車車箱運送羊絨，確保貨品山羊絨在六月到達香港運去紐約。然而，當地人突然告訴我們，六月是輸出哈密瓜的高峰期，因為哈密瓜會變壞，因此要佔用我們的車箱。更指我們的山羊絨不會壞的，可以等一個月呢。」

他續說：「除了無市場經濟觀念外，當時新疆人的衞生標準和我們也很不同。我們要求廠房乾淨，但工人每次掃地後仍然很骯髒。其後參觀員工宿舍才大開眼界，原來他們的宿舍沒有抽水馬桶，環境惡劣，因此他們的乾淨水平和我們截然不同，對我們的指令也不明所以。當時有些員工更說笑指工場地板比他們的飯桌更乾淨。」

在過程中，唐氏父子慢慢地看着中國的改變，包括內地的生活質素不斷進步，思維不斷寬闊，社會亦愈來愈開放及市場化。而唐英年認為父親在這個時期的作為，成為很多後來北上發展商人的典範，為他們開創出一條道路。

八一年唐氏父子到上海組建上海聯合毛紡織有限公司，並拿到「第○○一號」的上海合資企業營業執照。

中港發展互補不足

隨着中國富起來，作為第三代的唐英年有感現時國家的環境跟祖父輩時已經大大不同，「過去中國需要的是大量資金、人力資源，以及管理人才。但時移世易，未來中國最大的需求是和國際接軌，故高端的專業服務、國際認可的法律訴訟等，均會有十分大的需求，而這全都是香港人所擅長的。所以我會抱着一種『國家所需，香港所長』的心態來支持國家。即是用香港的優勢和資源來幫國家發展，這種心態跟上一輩有所不同。」

隨着中國近年迅速發展，兩地在很多地方上的發展已不相伯仲，亦有很多地方可以互相借鑑，互補不足。唐英年談到，近年中國在應用的互聯網上走得比香港快，反而香港在這方面較為保守，如早年推出發展了八達通之後，便心滿意足地停了下來。反而中國積極發展各種電子支付方式，最終成功創出了更為方便，並能全國通行的支付寶、微信支付。唐指出中國在這些方面表現出色，是因為有強而有力的行政機關作為主導，很多事情都可以很快做得到，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下之優勢。

唐英年以政務司司長身份頒發「○八年傑出工業家獎」予父親唐翔千。

然而不能忽略的是，在國家的經濟及文化發展上香港仍有優勢，更是可以扮演「領頭羊」及「先鋒」角色。如在○三年，香港與內地簽訂人民幣業務協議，令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。又如在一四年，香港再次扮演「先行先試」的角色，啟動「滬港通」和後來「深港通」及「債券通」人民幣。這些都反映在國家金融開放上香港的角色舉足輕重，是內地企業「走出去」和為國家把資金「引進來」的重要平台。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，在「一國兩制」安排及粵港澳大灣區政策下，未來中港兩地的合作只會更緊密。

唐英年認為香港在國家的經濟及文化發展上，可以扮演「領頭羊」及「先鋒」角色。

唐英年的爺爺唐君遠在中國改革開放前，已回到上海的工廠工作。

從封閉走向開放

改革開放多年，唐英年指當中酸甜苦辣各種滋味他都有所領略，而在這個改革的洪流中，自己有幸接觸過歷任國家的領導人，每一位都有自己風格長處，令他印象相當難忘，「很欣賞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帶領中國從封閉社會走向改革開放，改變了內地人民生活及社會質素，為經濟發展揭開序幕。至於其繼任的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的『三個代表』思想，進一步明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、政治和文化，使國家經濟迅速有序發展及市場化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，為今天的強大發展奠下基石。」

「前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的『科學發展觀』，堅持以人為本，全面、協調及可持續的發展，令國家經濟穩步前進，金融繼續開放之餘，更成功渡過環球金融海嘯危機，同時令中國的經濟規模從全球第六躍升至全球第二。而現時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更是高瞻遠矚，其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、『一帶一路』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政策，及積極推動內需，並有助打破現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推行的保護主義政策。此外，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進展。」唐認為，隨着國家日漸富強，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外交和軍事方面皆取得長足的發展，其硬實力無庸置疑，相信現在可以進一步利用源遠流長的文化優勢，對全球和平穩定作出積極貢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