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中國改革開放啟航，但不少城市如深圳還是一片「荒蕪」，不少港人回鄉時，都要攜帶大包細包物資來接濟內地親人。「荒蕪」，亦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及前特首梁振英對當年內地的印象。為了幫助建設祖國，梁振英早年走遍大江南北，在內地義務授課，利用知識，在改革開放中獻出一分力量。同時，更先後參與《基本法》諮詢及草擬工作，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奠下基礎。

轉眼間三十多年過去，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強國，香港亦在中國經濟的帶動下，持續發展。然而，隨着香港面對愈來愈多內地城市的直接競爭，梁振英認為，香港人需要利用自身靈活多變的特點，以及穩健的金融服務業基礎，配合國家發展需求，轉型升級，走出一條康莊大道。

 

雖然出生及成長於回歸前的香港，但梁振英自言自己一家跟中國近代歷史很有緣，除了因為父親是來自中國山東的威海市，亦因為他們的生日日子：「我是在五四年出生的，根據中國的歲次，即是甲午年，而且剛好是甲午戰爭後的第六十年 。而父親是於一一年出生，亦即辛亥革命那一年，姐姐則剛好出生在四九年，正好是建國元年。」這些有趣的巧合，讓梁振英在成長過程中對中國歷史有很大的感受和興趣。

不過，梁振英真正闖入內地，卻是長大後的事。他回憶說：「小時候對中國的認識主要是通過課本以及媒體的描述。直到七七年二十三歲時，才有機會親身接觸內地。當年八月一日，我和中學時代的老師、其太太和一個中學同學，一行四人相約到深圳看畫展。還記得當時要入深圳，是要用回鄉介紹書的。我們由羅湖出關後，因為當年的深圳還沒有汽車，於是每人用了毫半子，請一些年輕人踩單車載我們。車程約二十分鐘，途中我們買了麵包，之後就到了畫展場地。看完畫展後我們匆匆忙忙趕回關口，因為深圳海關五點就關門，這是我對內地的第一個印象。」

讀書年代的梁振英（左二）主要通過課本以及傳媒的描述認識中國。

翌年，梁振英決定再次走進神州大地，當年香港尚未有商辦旅行團到中國，於是他參加了中華總商會舉辦的中國之旅《港粵旅第三○四隊》，「當時香港沒有飛機直接去北京，首先要坐直通車去廣州，再由廣州搭飛機到北京。在北京觀光了兩、三天後，便乘坐火車到訪山西的大同、太原和大寨。」

他們乘坐的火車並非高鐵，而是緩慢的傳統火車。他望向窗外，見到一片灰矇矇，感到滿目瘡痍 ，基本上沒有甚麼建設，而且空氣污染嚴重，這讓他有很大感觸：「見到中國如此，有點傷感，為甚麼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，有着過輝煌的歷史，竟會變成如此？」

香港船舶登記噸數高踞世界第四，故發展船舶服務的潛力可觀。

為了幫助建設祖國，梁振英在七八年跟香港的一班專業人士創立了「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」，協助國家發展四個現代化。梁振英解釋，有關協會基本上就是跟內地的專業人士分享香港的經驗。從那時開始，香港的專業人士跟內地的交往就愈益頻繁。

七九年起，梁振英開始到內地講課，為內地政府和業界帶來土地使用、城市規劃以及房地產等領域的專業知識 。梁振英說：「我是二十八個會員中最年輕的一個，亦因此，有更多機會被邀到深圳、蛇口、廣州、上海，以及內地其他地方幫手進行改革開放工作，讓我對國家的發展有一個全面而深刻的認識。」

梁振英曾加入《基本法》諮詢委員會，並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。

有幸參與建設國家

八四年中、英兩國簽署《中英聯合聲明》，當時梁振英提出解決主權移交後，界限街以北土地續約問題的建議。而由於當時內地還沒有私人房地產，因此中國政府找他寫意見書，後來成為《中英聯合聲明》附件三的主要內容。

後來，梁振英更加入《基本法》諮詢委員會，先後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以及預備工作委員會小組召集人。至八八年，中國修改憲法，容許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、有償轉讓，上海率先賣地，而梁就參加了預備工作委員會，協助上海草擬中英文版標書，滿足國際投資者的需要。

梁振英指出：「在工餘時間參與這些工作，難免要犧牲跟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時間。但回想起來，還是感到十分榮幸，因為作為一個香港人，有機會經常到內地，亦有幸參與建設國家的工作，讓我可以見證到國家在改革開放中的進步。」而且，梁振英認為《基本法》的訂立，為香港人保住了一如既往的生活方式、社會制度，並保住了穩定繁榮，使中國成功以和平方式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，他有幸參與其中，很值得珍惜。

一二年以六百八十九票勝出特首選舉，梁振英成為本港第四任特首。

改革開放之初，中國需要香港人大力支持，帶入資金及各種專業知識，但轉眼間，內地已發展成經濟強國。然而在改革開放的大業中，香港從不缺席，隨着國家發展進入新時代，香港亦有新使命。
梁振英認為，展望未來，香港只要保持上進和樂觀的態度，便可以保持其重要地位，「雖然近年有不少論調，擔心香港的地位會給內地城市所取代。我就認為，香港想保持優勢的話，便需要不斷升級轉型，過程中香港人要善用其靈活多變，善於『走位』的特點。」

其中，航運業就是他口中所認為需要轉型的行業，「過去廣東一帶沒有大型貨櫃碼頭，故香港的貨櫃碼頭不止為本港提供服務，還是廣東運輸業的樞紐，因此本港運輸業曾經相當風光。但隨着廣東沿海的各個碼頭發展出來，我們近年的運載量已有下行趨勢，全球排名退至第七、第八位。」

梁振英認為只要港人保持上進和樂觀態度，香港一定可以繼續發揮其獨特地位的角色。

雖然如此，梁振英認為這並不代表香港的航運業沒有前景，「要留意中國是一個造船大國以及船舶大國，所以香港其實可以轉而在海事服務上發圍。海事服務的主要業務是船舶租賃、買賣、融資、註冊登記、保險，以及相關的法律服務，故如倫敦這類沒有貨櫃碼頭的城市，也能成為世界的海事服務中心。而香港的優勢亦正正在金融服務上，據知香港現時船舶登記噸數亦高踞世界第四，潛力可觀。」

梁振英認為香港發展船舶服務有迫切的需要，他指出香港過去只集中發展房地產買賣、本地商業等，但這些行業已經出現飽和，走下去只會是一個困局。如近年法律學院畢業的同學，相信或多或少都會感到僧多粥少，難以找到好工，但如香港能把握時機，配合國家的經濟需求發展海事服務，那就能讓年輕人有更多、更好的機會。

梁振英（右一）一家出席女兒梁頌昕（中）的畢業禮。

梁振英指自己於甲午年出世，跟甲午戰爭剛好距離六十年，即一個甲子。

轉型過程難免陣痛

對外貿易亦是一大機遇，梁振英說：「現在國家不斷擴大進口，香港的優勢包括兩文三語、優質的銀行系統，以及良好的貿易商譽。現時香港有約十萬間貿易公司，僱用四十萬人，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幫國家買到『性、價、比』最高的貨物。」

當然在轉型過程中，總是不免會夾雜着陣痛，例如貨櫃碼頭所處理的貨櫃數量一直下跌，已影響到貨運工人的生計。但梁振英相信，香港人有能力克服當中的困難，「正如在我剛剛出來做事時，香港有百多萬名製造業工人，後來大部分工廠搬到廣東，工人就從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。香港或會有第二、第三次，甚至更多次的轉型，由於香港人很靈活，加上國家整體市場又很龐大，所以深信每一次轉型都會成功。」

梁振英在惠州出席調研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情況的活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