祖國給香港的自由 譚耀宗
新中國建國七十周年,近十多年的發展特別快、變化特別大。全國人大常委、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認為,這是領導人相信國家必須穩定才能有好的發展,所以做起事來大家都會一條心去做。
祖國能夠有這個黃金時代的來臨,要歸功老一輩領導人致力進行改革開放。香港跟祖國一脈相承,國家迅速崛起,沿途並沒有忘記香港,回歸前或回歸後也給予港人很多機遇。
推動經濟背後須有穩定的社會作後盾,有份參與起草《基本法》的譚耀宗坦言,當年確實有不少法案未能「一錘定音」,需要留待日後再審議,所以近年出現的「廿三條立法」、「政改方案」,以及「《逃犯條例》修訂」,引發社會出現激烈爭拗,都是早能預知,亦是《基本法》給予港人透過討論尋求共識,再自行立法或修例的空間。

從政三十多年的譚耀宗,曾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、立法會議員、行政會議成員和民建聯主席,亦是現任全國人大常委。回想從政生涯的起點,源於一個公平信念:「我出身基層,對於勞工階層、基層有深厚的感情,一直希望社會公平一點。所以很早已經參加工會,希望影響政府的勞工政策,加強保障。」
今日社會上仍有人懷念港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,然而,譚耀宗指當年其實管治不足,對打工仔並不公平:「在港英殖民式管治下,打工仔談不上有甚麼保障。所以我們工會人士才要奮力爭取退休保障,長期服務金也是幾經辛苦爭取下,才得以設立。」
有感港英管治的不足,故八十年代出現九七問題,當大部分港人陷入焦慮時,譚耀宗卻支持回歸,更認為回歸有歷史的必然性。「對於國家一直有一份感情,當國家還是很窮時,我已寄望國家有所發展。還記得每次發現祖國的新產品,無論是手表還是收音機,都會買回來用。及後中國發射人造衛星、爆發氫彈、原子彈,每一個進步我都有很深的感受。而每當聽到鬥爭的消息,也會很擔心。」

譚耀宗曾經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,圖為委員會當年開會的情況。
他續道:「很慶幸有機會參與及見證回歸過程,從國家民族的情懷出發,我認為祖國是應該收回香港的。當然,在八二年時,國家還是很貧窮、落後,所以很多香港人會都擔心。然而,就在這樣的困境下,中央把誠意拿給香港人看,制定了『一國兩制』,成為對中國和香港最好的安排。」
「就我個人而言,更高興的是有幸參與當年基本法起草,讓我有機會知道中央的想法,以及香港人的意見和建議。我們最終把不同的意見,融合一國兩制的構思,一一寫下來。」譚耀宗娓娓道出當年的心態。

譚耀宗是民建聯的前主席,民建聯對基層福利向來重視。
鄧小平扭轉形勢
回歸後,香港和中國的關係更加緊密,而看着中國近年快迅發展,譚耀宗感到很大的鼓舞。然而,他認為這種飛躍成就並非來自運氣,而是源於改革開放時打下了的良好基礎。因此,譚耀中認為新中國成立七十年裏,老一輩的領導人都很值得尊重。而在芸芸近代領導人中,他最尊重鄧小平,「沒有他,就不能推動改革開放。如果沒有他,現在香港也沒有一國兩制,所以他是最偉大、最有魄力的人。尤其鄧小平在黨內經歷過『幾上幾落』,復出後他仍有膽量去推動改革開放,這需要很大的魄力。而假如沒有改革開放,中國經濟會得不到發展,人民的生活可能仍很艱巨,甚至會質疑社會主義是否出現了問題。所以鄧小平能夠在艱難的環境下扭轉形勢,將社會帶入健康的軌道,是很難得的。」
歷經四十年改革開放後,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,譚耀宗就認為:「現在,我們很多方面都很傑出,只是在高端技術上還欠一點成就,但如果有足夠的時間,就有機會趕上,這樣經濟亦可以找到新出路。此外貧富懸殊亦是內地的挑戰,故大力、精準地扶貧,這是未來要做的事。」

譚耀宗(中)早年帶領工聯會到內地跟全國總工會進行交流。
而在改革的過程,香港亦扮演了重要角色,他指:「早在改革開放時,因為地理上的優勢,很多香港人都回內地開廠,帶同了設備和技師,由小廠發展到中型、由中型再變成大企業,我們在這方面幫助了國家改革,同時也從中獲得好處。」展望未來,他表示國家現在重點發展大灣區,以及一帶一路,這將成為香港的新契機。當中在大灣區發展中,由於香港鄰近改革開放發展得最深的深圳,若能相互合作,會有很大發揮空間。至於一帶一路方面,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,很多地方跟世界接軌,若能與內地的國企、民企一起合作外闖,發揮各自所長,潛力亦是無限。
這些機遇不止對商人有利,一般市民亦有機會參與。他說:「現時內地對創科人才十分渴市,而香港人只要有點子、想法,走到內地的創科基地去,大部人都會十分願意研究是否可行,並出錢出力邀請你加入,加上當地住屋租金便宜,變相讓大家能以最小的財政壓力,朝着目標進發。」

港英殖民式管治下,譚耀宗指很打工仔談不上有甚麼勞工保障。

譚耀宗與一眾民建聯成員及嘉賓到訪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。
青年上街追理想
要推動經濟發展,背後甚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作為基礎,然而近年本港大型示威活動不絕,已危及經濟。工會出身、曾經活躍於街頭活動的譚耀宗對此別有一番滋味。「以前我們講的是勞工權益,遊行是為了爭取社會保障。但現在,很多制度已經落實了,例如有最低工資。所以年輕人上街不再是為了生活,而是為了政治、精神、理想上的追求,不少訴求都是與中央、政治有關的。」

現任工聯會副理事長的譚耀宗,多年來一直為工人爭取權益。
作為有份起草基本法的一分子,譚耀宗坦言在起草之時已經預視到今日的問題。他說:「以當年的環境,沒可能把全部的情況都寫進《基本法》內,所以有些地方要留空,留待日後作出檢討。所以當年我們已預視有些問題會在九七後重新引發討論。」但他認為,現時不少青年試圖用群眾的壓力取勝,或是要令社會癱瘓,則是做得「過火」。因為有些事情是有「底線」的,例如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,這就不能夠偏離。

董建華(前排右一)擔任行政長官期間,譚耀宗(前排左三)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,負責安老事務政策 。
然而,譚耀宗認為,社會要達到「共識」亦非天方夜譚的事:「當年起草基本法時,對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、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,亦有很多不同的意見,然而我們不能沒完沒了地討論下去,必需做一個決定。於是我們制定出一個時間表,訂立不同時期要進行的事情,並清晰列明要採取哪些基制來達到事情的目標。這個方法出來之後,雖然大家仍有很多不同意見,但大家一步一步跟着做,最終得到了『共識』。」他指現時年輕人最多的意見在政制方面,故或同樣需要一個類似的「時間表」來凝聚「共識」。

香港回歸前,譚耀宗因參與回歸籌備工作,跟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常有交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