祖國給香港的自由譚耀宗

新中國建國七十周年，近十多年的發展特別快、變化特別大。全國人大常委、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認為，這是領導人相信國家必須穩定才能有好的發展，所以做起事來大家都會一條心去做。

祖國能夠有這個黃金時代的來臨，要歸功老一輩領導人致力進行改革開放。香港跟祖國一脈相承，國家迅速崛起，沿途並沒有忘記香港，回歸前或回歸後也給予港人很多機遇。

推動經濟背後須有穩定的社會作後盾，有份參與起草《基本法》的譚耀宗坦言，當年確實有不少法案未能「一錘定音」，需要留待日後再審議，所以近年出現的「廿三條立法」、「政改方案」，以及「《逃犯條例》修訂」，引發社會出現激烈爭拗，都是早能預知，亦是《基本法》給予港人透過討論尋求共識，再自行立法或修例的空間。

從政三十多年的譚耀宗，曾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、立法會議員、行政會議成員和民建聯主席，亦是現任全國人大常委。回想從政生涯的起點，源於一個公平信念：「我出身基層，對於勞工階層、基層有深厚的感情，一直希望社會公平一點。所以很早已經參加工會，希望影響政府的勞工政策，加強保障。」

今日社會上仍有人懷念港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，然而，譚耀宗指當年其實管治不足，對打工仔並不公平：「在港英殖民式管治下，打工仔談不上有甚麼保障。所以我們工會人士才要奮力爭取退休保障，長期服務金也是幾經辛苦爭取下，才得以設立。」

有感港英管治的不足，故八十年代出現九七問題，當大部分港人陷入焦慮時，譚耀宗卻支持回歸，更認為回歸有歷史的必然性。「對於國家一直有一份感情，當國家還是很窮時，我已寄望國家有所發展。還記得每次發現祖國的新產品，無論是手表還是收音機，都會買回來用。及後中國發射人造衛星、爆發氫彈、原子彈，每一個進步我都有很深的感受。而每當聽到鬥爭的消息，也會很擔心。」

譚耀宗曾經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，圖為委員會當年開會的情況。

他續道：「很慶幸有機會參與及見證回歸過程，從國家民族的情懷出發，我認為祖國是應該收回香港的。當然，在八二年時，國家還是很貧窮、落後，所以很多香港人會都擔心。然而，就在這樣的困境下，中央把誠意拿給香港人看，制定了『一國兩制』，成為對中國和香港最好的安排。」

「就我個人而言，更高興的是有幸參與當年基本法起草，讓我有機會知道中央的想法，以及香港人的意見和建議。我們最終把不同的意見，融合一國兩制的構思，一一寫下來。」譚耀宗娓娓道出當年的心態。

譚耀宗是民建聯的前主席，民建聯對基層福利向來重視。

鄧小平扭轉形勢

回歸後，香港和中國的關係更加緊密，而看着中國近年快迅發展，譚耀宗感到很大的鼓舞。然而，他認為這種飛躍成就並非來自運氣，而是源於改革開放時打下了的良好基礎。因此，譚耀中認為新中國成立七十年裏，老一輩的領導人都很值得尊重。而在芸芸近代領導人中，他最尊重鄧小平，「沒有他，就不能推動改革開放。如果沒有他，現在香港也沒有一國兩制，所以他是最偉大、最有魄力的人。尤其鄧小平在黨內經歷過『幾上幾落』，復出後他仍有膽量去推動改革開放，這需要很大的魄力。而假如沒有改革開放，中國經濟會得不到發展，人民的生活可能仍很艱巨，甚至會質疑社會主義是否出現了問題。所以鄧小平能夠在艱難的環境下扭轉形勢，將社會帶入健康的軌道，是很難得的。」

歷經四十年改革開放後，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，譚耀宗就認為：「現在，我們很多方面都很傑出，只是在高端技術上還欠一點成就，但如果有足夠的時間，就有機會趕上，這樣經濟亦可以找到新出路。此外貧富懸殊亦是內地的挑戰，故大力、精準地扶貧，這是未來要做的事。」

譚耀宗（中）早年帶領工聯會到內地跟全國總工會進行交流。

而在改革的過程，香港亦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他指：「早在改革開放時，因為地理上的優勢，很多香港人都回內地開廠，帶同了設備和技師，由小廠發展到中型、由中型再變成大企業，我們在這方面幫助了國家改革，同時也從中獲得好處。」展望未來，他表示國家現在重點發展大灣區，以及一帶一路，這將成為香港的新契機。當中在大灣區發展中，由於香港鄰近改革開放發展得最深的深圳，若能相互合作，會有很大發揮空間。至於一帶一路方面，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，很多地方跟世界接軌，若能與內地的國企、民企一起合作外闖，發揮各自所長，潛力亦是無限。

這些機遇不止對商人有利，一般市民亦有機會參與。他說：「現時內地對創科人才十分渴市，而香港人只要有點子、想法，走到內地的創科基地去，大部人都會十分願意研究是否可行，並出錢出力邀請你加入，加上當地住屋租金便宜，變相讓大家能以最小的財政壓力，朝着目標進發。」

港英殖民式管治下，譚耀宗指很打工仔談不上有甚麼勞工保障。

譚耀宗與一眾民建聯成員及嘉賓到訪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。

青年上街追理想

要推動經濟發展，背後甚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作為基礎，然而近年本港大型示威活動不絕，已危及經濟。工會出身、曾經活躍於街頭活動的譚耀宗對此別有一番滋味。「以前我們講的是勞工權益，遊行是為了爭取社會保障。但現在，很多制度已經落實了，例如有最低工資。所以年輕人上街不再是為了生活，而是為了政治、精神、理想上的追求，不少訴求都是與中央、政治有關的。」

現任工聯會副理事長的譚耀宗，多年來一直為工人爭取權益。

作為有份起草基本法的一分子，譚耀宗坦言在起草之時已經預視到今日的問題。他說：「以當年的環境，沒可能把全部的情況都寫進《基本法》內，所以有些地方要留空，留待日後作出檢討。所以當年我們已預視有些問題會在九七後重新引發討論。」但他認為，現時不少青年試圖用群眾的壓力取勝，或是要令社會癱瘓，則是做得「過火」。因為有些事情是有「底線」的，例如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，這就不能夠偏離。

董建華（前排右一）擔任行政長官期間，譚耀宗（前排左三）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，負責安老事務政策。

然而，譚耀宗認為，社會要達到「共識」亦非天方夜譚的事：「當年起草基本法時，對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、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，亦有很多不同的意見，然而我們不能沒完沒了地討論下去，必需做一個決定。於是我們制定出一個時間表，訂立不同時期要進行的事情，並清晰列明要採取哪些基制來達到事情的目標。這個方法出來之後，雖然大家仍有很多不同意見，但大家一步一步跟着做，最終得到了『共識』。」他指現時年輕人最多的意見在政制方面，故或同樣需要一個類似的「時間表」來凝聚「共識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