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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頁  > 專欄  > 書寫人生 2015 年 01 月 17 日

蔡子強

時事評論員。寫了半生政治評論,自從某一個晚上開始,忽然領悟到人生應該還有一片更大的天空。

邱吉爾的「餐桌大外交」

邱吉爾曾經說過:「如果我能夠跟史太林每周吃一頓飯,那就甚麼麻煩都可以解決。」

不錯,餐桌,往往是邱吉爾辦好外交的場所。他認為只要能夠與對方面對面吃飯,在較為輕鬆的氣氛下,他就可以好好運用自己的魅力和口才,來說服對方,達成外交任務和目標。

尤其是,二次大戰是一個大時代,在這個風雲際會的年代,邱吉爾為了要抵抗納粹和法西斯,得與不同國家進行「合縱連橫」,因此其餐桌,除了前一節所述的一般政圈社交之外,還有更磅礡的政治舞台,那就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。

當中最經典和成功,以及在歷史上影響深遠的,要算是一九四一年聖誕期間他到訪美國一役。

當時納粹席捲大半個歐洲,在西線,只剩英國在孤獨和艱苦的對抗納粹;而在東線,納粹的鐵蹄則踏至莫斯科城外,讓這個紅都危城告急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,日軍偷襲珍珠港,把美國拖進了戰爭,形勢開始改觀。大家或許以為邱吉爾可以暫時鬆一口氣,但事實卻剛巧相反,當時美國舉國上下,都在咬牙切齒,想着如何向日本復仇,邱吉爾的艱難任務,就是如何可以說服羅斯福和美國政界,該以「歐洲優先」,而非「太平洋優先」,把美國的大部分軍力和資源,投入歐洲而非亞洲戰線。

為了說服羅斯福,在這戰火漫天的日子,那怕是長途跋涉和冒險,邱吉爾也毅然決定要親自飛到美國一趟,因為他相信只要能夠面對面,那將令他更有機會發揮,去說服羅斯福。

此行,扣除了中間他到訪渥太華以及在佛羅里達州小休,邱吉爾在白宮逗留了近兩個星期之久。他首先爭取到一間與羅斯福相鄰的臨時辦公房間,以便兩人可以隨時會面。之後,兩人共進了十三次晚餐,以及幾次的午餐,讓邱吉爾有大量的機會,可以在餐桌上和輕鬆的氣氛下,與羅斯福增進彼此的友誼,當然更重要的是,以其滔滔口才和個人魅力,說服對方接受他的政治、外交、軍事觀點,接納他所提出的建議。尤其是兩人都愛杯中物,而餐前又往往有一個小小的雞尾酒會,於是兩人更喝得異常投契。

這還不止,在多少個晚上,邱吉爾和羅斯福摸着酒杯底,抽着煙,無所不談,一直聊到凌晨兩、三點,就是羅斯福的悍妻伊蓮娜過來如何暗示、明示,說羅斯福該是時候上牀睡覺,但邱吉爾也詐作懵然不覺,依舊與這位總統談個不亦樂乎。

就這樣,兩位政治巨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,這份友誼,再成了英、美兩國在外交和政治上共同進退的穩固基礎。

當然,邱吉爾的懾人魅力,更在於他演講裏的滔滔雄辯,所以訪美的重頭戲,就是到當地國會發表演說,當面說服和贏取國會支持。

結果,邱吉爾達成任務,滿載而歸,為兩國於戰時締結了一個鋼鐵同盟,共同進退。

但不過,我們也不能過分誇大了邱吉爾「飯桌外交」的作用,畢竟它只能在形勢均等時,可以因勢利導,順水推舟,但你卻不能期望,它的作用大到可以逆轉國際政治以及列強利益的格局,扭轉乾坤。

舉個例,到了歐戰末期,一九四五年二月,美、蘇、英三國,於蘇聯境內克里米亞半島召開雅爾達(Yalta)會議,協商戰後歐洲新秩序,三巨頭各自帶來自己之議程赴會。羅斯福希望能夠說服蘇聯對日本宣戰,分擔美軍在太平洋戰區的軍事壓力,並且也希望蘇聯支持成立聯合國,於戰後為世界謀求和平;而邱吉爾則希望東歐(尤其是波蘭),在戰後能夠獨立、自由、民主;相反,史太林則希望能夠控制東歐,因為這樣對蘇聯的戰略布局十分重要,讓它能夠以東歐諸國的廣泛地區,建立蘇聯與西方世界的緩衝地帶,避免將來一旦發生衝突,就如二次大戰般,重蹈敵軍(納粹)就能立即進入蘇聯境內的覆轍。

會議期間的晚宴桌上,一如以往,邱吉爾又鼓其如簧之舌,但無論他如何哄史太林,說他如何英明神武,又對戰後的歐洲團結表示如何樂觀,三國如何能夠領導各國齊享戰後的和平,努力營造良好的氣氛和願景,但最終仍是徒勞無功。

因為,一方面,形勢始終比人強,當時病入膏肓的羅斯福已經無力討價還價(事實上,兩個月後他便因病辭世),而且他只想蘇聯應允向日本出兵;而另一方面,蘇軍已經佔領整個東歐,成了它最大的談判籌碼,波蘭更已經是到口的肥肉。結果,蘇聯在會議上取得它想要的成果,那就是夢寐以求的邊境緩衝地帶。

再舉一例,戰後,眼看蘇聯在歐洲張牙舞爪,把多個東歐國家牢牢掌控,讓他們淪為衛星國,且進行高壓統治,當時邱吉爾雖然已經下野,仍未二度拜相,但仍想力挽狂瀾,促成美英兩國再度聯手,力抗蘇聯的紅禍。剛巧碰上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出邀請,請他到杜魯門的故鄉密蘇里州的富爾敦鎮(Fulton),在母校西敏寺學院(Westminster College)發表演講,邱吉爾便欣然起行。

密蘇里州位於美國內陸的中西部,邱吉爾在杜魯門的陪同下,通過鐵路赴會。行程中的兩晚,兩人在總統專用列車上一起度過。這本來又是他可以運用「餐桌外交」的場合,更何況,他們還可以一起玩撲克。所以,這次不單止是餐桌,還有撲克桌,可以用來游說這位美國總統,接受自己的外交觀點和建議。

到了西敏寺學院,邱吉爾更發表了他那篇著名的《鐵幕演說》,當中指摘,從波羅的海到亞得里亞海,已經被蘇聯拉下了一張橫貫歐洲大陸的「鐵幕」。這張鐵幕蓋着所有像華沙、柏林、布拉格、維也納、布達佩斯、貝爾格勒、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,讓它們都受到蘇聯控制。他呼籲,不能對蘇聯的擴張,採取「姑息政策」,美國應和英國,同心協力,阻止這些情況。

但戰後美國心意已決,希望能夠休養生息,不想與蘇聯發生正面衝突。因此,邱吉爾此行並沒有改變美國的想法,只能無功而還。

從中可見,我們也不能過分誇大邱吉爾「飯桌外交」的作用,它始終有着其局限,作用不會大到可以逆轉國際政治以及列強利益的格局,扭轉乾坤。

始終,形勢比人強。

#本文取材自Cita Stelzer所著《Dinner with Churchill: Policy-making at the Dinner Table》一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