學師廿五年

有傳媒機構做慶祝特區成立廿五周年的特輯，訪談社會各界人士，包括我這類曾服務先後政府的「老幹部」，問我「港人治港」廿五年下來，高層領導及公務員都備受批評，問題究竟出在哪裏？我覺得任何一個地方的管治出了問題，主體責任應落在領導班子身上，不應歸咎於在下面執行政令的公務員。香港公務員團隊的強項是廉潔、高效、服從，沒有足以左右施政的公會組織文化，回歸前後都大概如此。他們當中固然有因循、怠惰甚或陽奉陰違的分子，但只要不是普遍性，並不應視作施政失誤或今天民怨沸騰的因素。
不過，無論是公務員或領導班子，在回歸廿五年後的今天，他們的基本意識形態以至施政手法仍然走不出西方自由主義的窠臼。在回歸前後的太平盛世，民智半開，經濟掛帥而政治靠邊站的年代，英國人那套所謂laissez faire的放任管治模式還行得通。但自從二○一四年佔中事件，社會上尊崇個人自由的民粹主義抬頭，港英時代出身的特區領導人仍沿用這套思維，事事囿於程序公義和市民的公民權利，無人有勇氣以公權力凌駕小我來保全大我。所以在之後的大政治（二○一九年的反修例暴動）和大災難（新冠疫情）年代，政府管治完全垮了，兩次大事做都要驚動中央出手相救。說特區學習「港人治港」廿五載也未能畢業，並不為過。

回歸廿五年的抗疫團隊。

黑暴事件不再多說了，拿現成的疫情來驗證一下。香港的防疫方針是所謂「張弛有度」，處處顧及市民的自由選擇，尊重私隱，事事都盡量不強制。香港的頭幾波疫情相對溫和，這種忌憚民眾情緒的政策還可過關，政府於是有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，面對迅猛的第五波，防備嚴重不足。例如疫苗已開打了一年有多，但長時間只以勸喻式推行，到最近才實行半強制性的疫苗通行證。面對長者群組的接種率嚴重滯後，院舍院友和家長基於無知和偏見盲目抗拒接種，政府一直束手無策，待到長者的死亡率慘絕全世界，才剛公布要開始上門為長者打針。
又例如沒有追蹤功能，沒有實名登記的「安心出行」，只保障了個人私隱，卻保不了性命。第五波疫情是因機組人員在食肆播疫而起，當局不能靠「安心出行」來追蹤所有在場的顧客，最後要用信用卡結帳紀錄和訂座電話號碼來追蹤，在延誤期間病毒不知又傳了多少遍。反觀新加坡，一早已推出全民使用的手機追蹤程式，不用手機的長者也有自攜式的，而所有長者群組的疫苗接種率均已接近百分百。新加坡比香港早八個月已推行居家檢疫和治療，因為死亡率和需輸氧的重症率都不高，所以醫療系統沒有超荷，最近關禁大開，民眾生活復常，似乎正成功地過度到新冠肺炎「風土病化」的境界。
新加坡和香港一樣，都是「師承」英國殖民統治者，但分別在於新加坡政府知道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個人自由不能縱容坐大，人民信任的不是一個光有強悍外表的領導人，而是強而有效的施政。